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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内阁的六张泉州面孔

来源: 泉州网
2020-09-18 13:5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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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历三十四年至崇祯十五年,短短36年间,李廷机、史继偕、张瑞图、杨景辰、蒋德璟、黄景昉这6位泉州人先后入阁成为内阁辅臣,各自书写了一番风云史录

核心提示

明洪武十三年(1380年),胡惟庸案之后,多疑的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,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。洪武十五年(1382年),明廷仿宋制设置华盖殿、武英殿、文渊阁、东阁大学士,之后又置文华殿大学士,当时这些大学士主要功能仅为“顾问”,这是内阁的雏形。从建文四年(1402年)开始,内阁成为皇帝咨政机构,此后权力逐渐膨胀,成为明朝行政中枢,甚至可以压制六部。内阁辅臣的人数为一人至七人不等,民间称这些内阁辅臣为“宰相”“阁相”。

万历三十四年(1606年)至崇祯十五年(1642年),短短36年间,泉州先后有6人(李廷机、史继偕、张瑞图、杨景辰、蒋德璟、黄景昉)入阁成为内阁辅臣。这六张独特面孔,各自书写一番风云史录。□记者 吴拏云 文/图

踽踽独行的清谨之人

对于大明王朝来说,万历十年(1582年)注定是纠结的一年。正是在这一年里,主持万历新政的改革家、内阁首辅张居正永远合上双眼。他的去世,让新政改革失去主力,朝中各大官宦派系趁机兴风作浪,党伐之争也一触即发。不过,历史的车轮终究还是滚滚前行了。后张居正的十年,虽然不如万历之初那般富有生机,但也造就了“申时行时代”。申时行,这位嘉靖四十一年(1562年)殿试的状元,在万历十二年(1584年)担任内阁首辅之后,很懂神宗皇帝对于权力的渴求,处处敛身谨行。他为人不像张居正那样咄咄逼人,能合理摆正自己的位置,在他的“温和”管理下,明王朝实现了平稳发展。不仅如此,申时行还有一双慧眼,万历十一年(1583年)的秋闱正是他主持的,而这一年的会元便是来自泉州新门外(今鲤城区浮桥街道)的李廷机。不仅如此,这一年的进士之中,有四人最后入阁,他们分别是李廷机、叶向高、方从哲和朱国祚。

李廷机

泉州西街甘棠巷内曾有李廷机故居,该巷宣传栏讲述着李廷机的故事。

那一年秋闱时,申时行看了李廷机的文章后大为赞赏,红笔一圈,立马擢李廷机为会试第一名。当年的殿试题是由神宗出的长达500字的策论题目,不仅追问对于政治制度的见解与主张,而且拷问有关人性方面的知识(六戒、九弊、六事等),神宗还亲自面试一甲进士。李廷机虽文华出众,落笔滔滔,但奈何长相一般,远不及相貌堂堂的浙江人朱国祚,而且朱的书法字据说也更占优。最终朱国祚成了状元,而李廷机屈居榜眼。

没当上状元固然令人惋惜,但李廷机出身贫寒之家,父母早亡,他一个人年纪轻轻便撑起整个家庭,所以他骨子里始终涌动着一股坚韧之气。丢了状元不怕,机会是靠个人去争取的。在殿试之后,李廷机进入翰林院任编修,不久就因工作勤勉而被提拔为侍读中允,累迁洗马(东宫官属)兼修撰。这是一份每天陪东宫太子读书的闲职。要是一般老臣,可能也就隔三岔五来给太子上上课就算完事了。李廷机却不一样,他每天早上四更鼓刚响,就从长安门入宫筹备讲课,且风雨、寒暑无阻。对于教诲太子这一事的认真程度,可能整个明王朝也没有人能赶上他了。

李廷机的言行举止被神宗看在眼里、记在心底,之后神宗不断重用李廷机,先是晋升他为国子监祭酒,后来又擢升他为南京吏部右侍郎、署部事,结果李廷机“综理精密,事事修治”,得到了一致好评。神宗皇帝也是窃喜自己挖到一块“宝”了。

李廷机还是一个十分懂得感恩的人,对申时行当年擢定自己为乡试会元一事,惦念不忘。对申时行尤为尊重,称其为“座师”。平常一遇事就写信与申时行商量、沟通,他的谦逊也得到了申时行的嘉许。申时行当上内阁首辅后,对李廷机多有嘉赞之言,这对于李廷机仕途不无影响。在李廷机的《李文节集》中,收藏了多封他与申时行的书信,特别是万历十九年(1591年)申时行致仕归乡后,他俩的书信往来仍未中断,足见李廷机待人之诚、之真。万历二十九年(1601年),李廷机召为北京礼部右侍郎,但到万历三十一年(1603年)始受任,这时改任礼部左侍郎,视部事。他官风清廉,平日里“交游、馈饷一切辞却”,以身作则,又懂得开源节流,为朝廷省下大量钱帛。

万历三十五年(1607年),李廷机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入内阁。翌年,升为首辅。但是言官对他发起了汹汹弹劾,连李廷机与申时行的师徒之谊都被拿出来做文章,称他们“密相授受”,有党朋嫌疑,从而要问罪李廷机。一向不参与各路党派的李廷机,这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,遂以年老多病为由累疏乞休,并杜门数月不出。拖到万历四十年(1612年),神宗见实在无法挽留李廷机,才准许他加封太子太保致仕,并令人护送其归乡。在《李文节集》中有诉及此事,其中据《谢恩疏》一文描述,当时神宗给李廷机的谕旨称:“屡有旨留卿,如何不以国体为重,不俟君命,辄以己私急于一去。但以卿病因久候,已有旨了……”足见神宗对于李廷机之致仕,实是心中不舍的。而李廷机也对曰:“盖臣之急不得不急,臣不尽言,圣主不尽知也。自臣负乘致戎,怀璧贾罪,论臣者百余人,计二三百本,单本公本,专论带论,或一人而论十余本,或一本而论十余事,重论则以为当诛,轻论亦以为当爱,谓关邪正消长,谓关世道否泰,谓白马清流,祸在旦夕之顷,谓宗社安危,急在呼吸之间。犹幸四五年来,正人无恙,天下晏如……”李廷机以一种黑色幽默的口吻,阐述当世“言官”对自己的攻讦,而这背后的党争缠斗,则是不言而喻的。

对于李廷机来说,清者自清,不必多言。而黑暗浑浊的官场,同样不值得他留恋。所以,他挥挥衣袖,告老归乡。大明王朝也因此失去一盏可以照耀前路的明灯,未来更陷入一片迷茫与彷徨之中。

坚守为官底线的阁老

史继偕

明代,史继偕之父史朝宜在西街影剧院一带兴建有“大方伯府”。

与李廷机不同,史继偕(字世程,号联岳,谥文简)出生于泉州西街官宦世家,从小就锦衣玉食,并接受良好家庭教育。其父史朝宜官至湖广右布政,伯父史朝宾为鸿胪寺卿,叔父史朝富为永州守,都是名震一时的人物。明嘉靖年间,史朝宜在西街影剧院一带兴建有“大方伯府”,后改为史氏大宗祠,他便在这里教诲史继偕读经写字。可以说,史继偕的身上藏着泉州“老西街人”的影子。

明万历十三年(1585年),史继偕乡试中举;七年后的万历二十年(1592年),他以榜眼身份荣登鼎甲之列,与“前辈”李廷机一样,得授翰林编修。靠着过硬的文化功底,史继偕在两年后即被提为正史纂修官。但在翰林院时,他却遇到了一件大事,那就是“东宫之争”。按照大明皇家祖宗遗训,太子“立长不立幼”。朱常洛是明神宗的第一个儿子,朱常洵是小儿子,理应立朱常洛为太子。可是神宗偏偏喜欢二儿子,想立朱常洵为储君。可是这有违祖宗家法,朝中大臣如何愿意?为此,皇帝也犯难了。于是,装聋作哑、闭口不提立储君之事,想等以后视情况再定。这一忍就是十几年。其间,内阁辅臣、朝中重臣换着花样地上书要求早立太子,均被神宗压下。史继偕在翰林院时,也是一腔热血,想说皇帝你怎么能这样?于是带头与同僚们“请册立东宫”。结果如何?史书仅载“不报”二字,也就是说他们的奏疏根本没递呈给皇帝看,全是白费劲。

万历二十六年(1598年),史继偕充会试同考官,被朝廷派往两粤担任特使,《闽中理学渊源考·卷73·文简史联岳先生继偕》载:“诏使两粤,尽蠲军兴诸赋。”也就是他在广东、广西时,免除了受到军队作战波及的地区的赋税,减轻了地方百姓的生活压力。还朝后,史继偕马上被升为侍读,转中允。后来,又升南京祭酒,再擢升为南京吏部侍郎,“兼署户、礼、工三部”。他的仕途发展之路,与李廷机极为相似。在南京吏部侍郎任上,史继偕大刀阔斧地进行吏治改革。当时有官吏借着查点仓库物资之时,盗取国家财物。史继偕对此愤怒不已,遂上书请求改变“盘库”方式,使得官吏无法钻漏洞,防止国家资产的流失。当然,如此一来也动了某些人的“奶酪”,并招致怨恨。

万历四十五年(1617年),户部主事以“风闻指摘”史继偕,也就是仅凭传闻便告史继偕行为不端。史继偕一气之下,上疏乞致仕。神宗却降旨安慰挽留他。不过,此时正值朝廷推举新阁员之时,史继偕也在可能被举荐的名单之中。他意识到有些朝内派别对他虎视眈眈,随时可能会发难。细思之下,史继偕再度上疏乞归,在没有回复的情况,索性自行返乡。抵达泉州后,他又写奏疏请求皇帝“罢斥”自己,亦无音信。

家居一年后,万历四十六年(1618年),史继偕被朝廷重新起用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。起初他三辞不赴,后来才勉强到京就任,兼掌尚书事。时处万历末期,神宗深居禁中,官场废弛,整个政权中枢仅有内阁1人、尚书4人、侍郎4人、科臣7人、台臣在京者10人,令人哭笑不得。万历四十八年(1620年)七月,后金挥师逼近辽东。辽阳边关告急,战报如雪花般飞入京城,神宗却依旧托病不肯临朝。无奈之下,史继偕与朝中重臣一起跪请神宗视朝,召见廷臣议方略。但跪至晚上,也毫无效果。朝官沮丧之下,纷纷疏辞离朝,朝廷出现瘫痪局面。史继偕见事无可为,一再拜疏乞休,后自发南归。八月,当他行至浙江时接邸报,被擢为东阁大学士,成为阁员之一。但不久便传来了神宗驾崩的消息,入朝之事暂时搁置。

天启元年(1621年),史继偕入朝,后加封为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,正式入阁。天启三年(1623年),吏部右给事中阮大铖捕风捉影地上疏称:泉州有一钱会是史继偕的儿子在当“盟主”,应追查严办。史继偕据理力争,具疏陈辨,熹宗对其好言安慰。但这时阮大铖作为东林党骨干,“一唱群和”,刑科给事中解学龙、御史练国章等都纷纷上书攻击史继偕。心力交瘁的史继偕一看架势不对,接连上疏请求去职返乡。直到写了第18封,熹宗才不得不应允,准许他致仕。清代李清馥的《闽中理学渊源考·卷73·文简史联岳先生继偕》称:“(偕)为阮大铖所忌,从中挤之。引年疏十八上,乃得归。”从史继偕的多次进退,以及他既不肯依附东林党,也不肯投靠浙党、楚党等派别上不难看出,他是在坚守某种为官的底线。一旦有人要逼他破底线的话,他就不干了!也正是拥有这样的“自觉”,使得史继偕能在混乱的时局之下,保住了自己的清誉。

史继偕辞官返乡后,正遇东南沿海海患吃紧,倭寇余孽横行。为保卫家园,他四处察访泉州海防防御设施,主要参与修建两个海防设施,一个是鹧鸪口炮台,一个则是溜石铳台。天启七年(1627年),鹧鸪口炮台建成,史继偕为其作记;溜石铳台建于崇祯二年(1629年),当时是史继偕与泉州知府议建的。建成后,史继偕同样为其作记。这两项举措帮助泉州巩固了海防,史继偕的爱乡之举也为后世所称颂。

百口莫辩的书法大家

张瑞图

惠安刘望海故居内的“古直”牌匾为张瑞图亲题

张瑞图,字无画,又字长公,号二水,别号果亭山人、白毫庵主等。他隆庆四年(1570年)出生于晋江二十七都霞行乡(今晋江青阳街道莲屿社区)的一户农家中。张瑞图从小就“倜傥负奇气”,一身艺术气质,这可能也是后来他在书画方面的成就,远超从政经历的缘故吧。父亲张志侹“俭朴食贫”,但为了家庭的未来,仍积极供张瑞图读私塾。张瑞图自小习儒,他的启蒙老师是林天咫。但张家贫,供不起夜读的灯油膏火钱,瑞图便每天夜晚到村边的白毫庵中,就着佛前的长明灯苦读。

据清乾隆版《泉州府志·卷54·明文苑》所载,张瑞图的读书方法与众不同,五经子史都采用手写熟读,即一面抄写练习书法,一面研读理解文义。为诸生时,每晚选择书经的一个题目,演绎成文。他文思敏捷,“弹指立就”。翌日,文章不胫而走,“喧传郡邑”,由此文声大噪。万历三十一年(1603年),张瑞图举于乡。万历三十五年(1607年),胪唱第三名进士及第(即为探花)。初授翰林院编修,这时的他被誉为“隆公辅之望,海内瞻之如岳渎,亲之如麟凤矣”,意即有人们认为他有天子之佐的才干,视他为学识才智出众之人。当时,与张瑞图同为翰林编修的还有该年榜眼施凤来。施凤来比张瑞图大7岁,他俩因同年登第、同堂为官,故而交情颇深,不过后来在“魏党逆案”中也成了“难兄难弟”,这是后话。数年后,瑞图历官少詹府少詹事。天启六年(1626年)迁礼部右侍郎,是年秋,与施凤来同以礼部尚书入阁,晋建极殿大学士,加少师。

张瑞图精于书画,特别是他的书法展现了强烈的个人风格,成为晚明创新主义书风的代表书家。《泉州府志》称张瑞图“蘸发泼墨,奇姿横生,尤精大书匾额”。泉州承天寺的“香积堂”,通淮关岳庙“充塞天地”,花桥亭“真人所居”,晋江青阳白毫庵“白毫庵”“崇德”,南安雪峰寺的“应身慈济”,同安禅露“妙莲庵”等匾额,均出自张瑞图手笔。瑞图的挥毫之道被誉为“金刚杵”笔法,著称于世。可惜,他不幸生活在阉党纵横的时代里,其意志也未能展现“金刚杵”般的刚毅与果决。

张瑞图进入内阁之时,正是魏忠贤阉党专擅朝政,势焰熏天之际。魏忠贤为排除异己,不惜残害忠良,杨涟、万燝、赵南星、高攀龙、陈于廷、左光斗、魏大中、韩爌等大臣先后遭其迫害。大批朝臣屈服于他的淫威之下,一些官员更是见风使舵,纷纷向魏忠贤献媚。督抚大官如阎鸣泰、刘韶、李精白、姚宗文等,争着称颂魏忠贤功德,为之建立祠堂。天启六年(1626年)六月,浙江巡抚潘汝祯为魏忠贤建祠于西湖,熹宗为祠亲题“普德”二字,施凤来撰写生祠碑文。而张瑞图因为书法超群,则被“请”去书碑。

天启七年(1627年)八月,熹宗驾崩,思宗(崇祯帝)即位。不久,魏忠贤“阉党”即遭清算。是年十一月,魏忠贤自缢于阜城县南关。同月,御史罗元宾疏纠凤来、瑞图等人。张瑞图遂告归。但事情并没完,十二月,朱由检发布政令,要内阁、六部、都察院的大臣“定阉党逆案”,对形形色色的“阉党”分子进行彻底清查,根据各人的罪状作出惩处结论。崇祯元年(1628年)正月,张瑞图两次求退,不允。最初,朝议定魏忠贤逆党,虽牵连当政阁臣,但张瑞图并未列入。然而,后来崇祯帝问起那些生祠中的碑铭匾联等事,在这方面施凤来、张瑞图二人牵扯较多,终于还是被划入“钦定逆案”名单之中。《明史》载:“其后定逆案,瑞图、宗道初不与,庄烈帝诘之,韩爌等封无实状。帝曰:‘瑞图为忠贤书碑,宗道称呈秀父在天之灵,非实状耶?’乃以瑞图、宗道与顾秉谦、冯铨等坐赎徒为民,而立极、凤来、景辰落职闲住。”崇祯二年(1629年)三月,张瑞图被罢职,隔年遣归。

张瑞图落职后隐居晋江故里,生活恬淡,优游田园林壑,忘情山水,经常在白毫庵中与僧人谈论禅理,甚至一度想要削发出家。其后留下大量书法及诗歌作品,更著有《白毫庵内篇》《白毫庵外篇》等。就才能和个性而言,张瑞图更适合的身份是一位杰出的书画家,但他却“误入”官场,哪怕一度身居显位,也改变不了沦为历史“弃子”的命运。

误入政治漩涡的“局外人”

杨景辰

晋江新塘街道后洋社区有一座芙蓉杨氏大宗祠,祠内有众多与杨景辰相关的匾额。

杨景辰的遭遇与张瑞图有点类似,都牵涉崇祯初清算阉党的“钦定逆案”,不过杨景辰被定的罪更轻些。

杨景辰,字载甫,号侗孩,明代晋江二十六都芙蓉乡(今晋江市新塘街道后洋社区)人。他生于明万历八年(1580年),家境贫寒,但为人勤奋好学,学识出众。据说,杨景辰还是生员时,便在乡中立蒙馆教授村童,以所得俸薪补贴家用,也是一位吃苦耐劳的有志青年。

万历四十年(1612年),景辰中举。越年,赴京会试,以会试第二名,廷试二甲第十七名联捷成进士,授翰林院编修。在翰林院内,他静下心来修文研经,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称其“苦学不异诸生时,汲冢、禹穴、逸经、外史无不窥;金简、玉函、百家、众技无不研;朝彝、国计、边务、刑名无不谙”,他触类旁通,博通古今,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

景辰个性淡泊,不爱与官员们扎堆交际,为人处世又十分稳重大气,故而“岿然负公辅器”。万历四十三年(1615年),景辰丁母忧回籍守制,服满复职。天启二年(1622年)迁左春坊谕德,为当年春闱典试官,“拔多名士”。后升为詹事府少詹事,兼任翰林院侍读学士。天启六年(1626年),杨景辰升礼部侍郎,仍兼掌詹事府院务,由于他形象威严、方正,朝廷令他教习庶吉士,同时受命为《三朝要典》副总裁。他面对这些年轻有才华、前途无量的庶吉士们,不敢有丝毫怠慢,“日程月课,谆谆以考”,还经常陪他们修习典故,“为经世实用”。不多久,景辰被调任吏部侍郎。虽然那时,朝中阉党时常吹嘘魏忠贤“功德”,欲拉拢、收买景辰。但景辰为官清廉正直,总是当面怼他们,故而这帮宵小“筐篚罔敢进者”,用来贿赂的“礼物”都不敢递到他面前。

天启七年,熹宗薨。思宗即位后,当年十月即以果断措施着手铲除魏忠贤阉党,晋升杨景辰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。崇祯元年(1628年)四月,又升为太子太保、文渊阁大学士,与来宗道同时入阁。

景辰在入阁辅政的几个月间,屡欠恳切陈情,针对国策、时弊积极提出兴革建议,如“叙川功则汰冒滥,录忠党则起废锢,请内帑则勒二疏”,当时福建灾荒,为此他还提出应“惠全闽则停加派”等,最后达到“养天下以和平之福”的目的。《泉州府志》认为他的这些建议皆“正直长厚”。崇祯帝曾向景辰展示谏官所上《营伍虚冒》一疏。景辰阅毕如实上奏说,现在天下兵饷空虚,如京营十余万领饷,“有兵操练,防守无兵,积弊已久”,纵然一时整顿不来,也该责成提督及巡视衙门进行清查,不能老让这种现象存在下去。而边关的冒领军饷,则多是因为“将领贪贿,以致三军枵腹,今后将官有不称者,宜现成督抚大臣据法参究”。不仅如此,景辰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“边事之害,皆由无事偷安,有事仓皇”。崇祯帝听后动容,联想起这一年爆发的全国性大灾荒,以及陕西发生的大规模农民起义,不禁叹曰:“卿言极是,今日之患正是有事而仓皇。”

景辰在翰林院教习庶吉士时,曾为《三朝要典》副总裁,千不该、万不该,他在这部要典中曾随大流,三次疏颂忠贤。这虽是无奈之举,但后来在“钦定逆案”中,言官、御史抓住这点,交相劾之。定案时,景辰这位“局外人”俨然也在名单中。

当时崇祯钦定的逆党罪犯共262人,按罪行轻重,分为六等,其中第五、六两等的处罚最轻,张瑞图属于第五等,而杨景辰属于第六等。最终,杨景辰因逆案而“落职闲住”。景辰罢职返乡后,始终放不下这份委曲,最后忧思成疾,于崇祯二年(1629年)病逝,享年五十。身后留下著作《杨大学士文集》。

今在景辰故乡有座芙蓉杨氏大宗祠,祠内寝殿两侧墙壁上嵌有一对青石字匾,上刻遒劲行书楹联——“继祖宗一脉真传,曰清曰白;教子孙两行正路,惟读惟耕”。此联是清代书法家庄俊元的真迹,亦是庄俊元对杨景辰清白为官的一种肯定。

壮志难伸的博识辅臣

蒋德璟

蒋德璟出生在福全古城

蒋德璟,字中葆,号八公,是明代晋江福全村人。自古以来,福全一地建有城池,为泉州东南方的关钥之所。城内早年俱为驻军后裔,蒋氏亦是其中一支。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,蒋德璟诞生于这座巍巍古城。其父蒋光彦进士出身,曾官至江西副使、广东布政司参议之职,因忤当权者,致仕返乡。蒋德璟从小接受书香教育,父亲耿直的言行更是无时无刻不熏陶着他。这对其日后成长为一代著名政治家,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。

明天启二年(1622年),壬戌科放榜之时,德璟不负众望,跻身二甲进士之列,同榜的还有林胤昌、黄道周等闽之名士。金榜题名后,德璟“选庶常,授编修”。庶常,亦即庶吉士,一般都是挑选进士中才学渊深且较有潜质者来担任。从蒋德璟的履历不难看出,刚中进士时的他已是颇具才干,并引起了朝廷的关注,故方能入选庶常。然而,当时朝政为魏忠贤阉党所把控,正直的蒋德璟如何能忍受这帮阉党为非作歹,更不会与他们同流合污。不久,蒋德璟就因忤逆魏忠贤被罢。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载:“当馆试时,魏阉薰灼,不入其樊,诸珰几欲中以危法,与文震孟俱罢。”崇祯元年(1628年),明思宗朱由检临朝之后,蒋德璟得到了翻身的机会。崇祯十一年(1638年),蒋德璟起原官(编修),迁侍读,移少詹事。

少詹事是掌管东宫内外庶务的职务,蒋德璟在这个职位上凭借其精明干练、达于时务的办事风格,崭露头角。崇祯初年,大明王朝就已经陷入内忧外患的局面,德璟对于腐朽黑暗的官场吏治深恶痛绝,对于朝政更是“实心匡救”。《闽中理学渊源考》载曰:“(德璟)崇祯中历官少詹事。召对,陈‘练兵练将法’甚备。又上‘救荒事宜’。”只要是事关国家大计,不管是练兵、练将,或是救荒,德璟都不愿置身事外,频繁为朝廷献计献策。崇祯帝也颇为器重蒋德璟,不久便将他擢为礼部右侍郎,给予他更多展示才华的空间。明朝末年,政治腐败,统治者为了苟延残喘,以各种名目把连年征战的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。蒋德璟体恤民艰,为拯救百姓,他多次慷慨陈词,陈明利害关系,要求制止霸占民田的行为,减轻赋税,鼓励垦荒,巩固统治,防止天变。他的建言虽然大多得到崇祯帝的赞同,但在当时政局混乱、国库虚空的情况下,迟迟未得到执行。

崇祯十五年(1642年)六月,朝廷推选阁臣。崇祯帝在亲自与蒋德璟对话之后,对他颇为满意。首辅周延儒也推荐德璟,认为他学识“渊博,可备顾问,文体华赡,宜用之代言”。崇祯帝遂同时擢升蒋德璟、黄景昉、吴甡为礼部尚书,兼东阁大学士。蒋德璟由是成为阁臣。德璟入阁之后,恰逢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第三次进攻开封。鉴于前两次强攻开封皆吃败仗,这回李自成采用的是围城战略,试图逼迫开封城不战而降。福全蒋氏家族素享武功威名,蒋德璟从小耳濡目染,对于军事自也有其一番见识。闻知开封被围后,他立即主动请缨,要“驰往督战”,可惜却被崇祯帝婉拒。数月后,开封被李自成攻陷。蒋德璟忧心边关,第二年向崇祯帝进呈《兵备册》,“上深嘉之”。这还不算完,他接连再进《蓟密山永》《蓟永三卫考》《守边乞赏各部落》,以及《守边赏彝考》《大宁三卫考》等近40个奏本。遗憾的是,那时明王朝早已病入膏肓,无力挽回残局,蒋德璟这些奏本最终被束之高阁。

崇祯十七年(1644年)正月,李自成进占西安,建立大顺政权;二月,清兵也已然入关。蒋德璟虽深知明室大势已去,但作为阁相他忠心赤胆,复力陈“练饷殃民”之弊。结果引得崇祯帝震怒,斥责于他。据《闽中理学渊源考》载,第二天,“德璟具疏引罪”,并于“三月二日去位”。不久,大顺军攻破京师,蒋德璟无奈之下南逃返乡。

崇祯帝在煤山上吊自杀后,福王朱由崧由马士英等拥戴监国于南京,召蒋德璟入阁。蒋德璟却依旧愧疚于之前不能挽救国运,自陈三罪,固辞不受。翌年(1645年)六月,唐王朱聿键被拥立于福州,称隆武帝。蒋德璟与何吾驺、黄景昉均受召起用。此时的蒋德璟,对恢复明室仍抱有一丝幻想,这也表明他对明王朝确实忠心耿耿。南明隆武二年(1646年),蒋德璟由于足疾严重,只得恳求罢离,隆武帝许之。

德璟回到泉州后,病情不断恶化。是年九月,唐王朱聿键兵败遇害,对蒋德璟更是巨大的打击。清乾隆《泉州府志·蒋德璟》曰:“九月,唐王败,德璟涕泣不食,卒于家。”蒋德璟给后世留下了诸多论著,有《敬日堂集》10卷、《视草》10卷、《奏疏》10卷、《中兴一统镜》1卷、《榕坛十八答》1卷、《经珠》1卷及《悫书》《诗文集》等。其著述之多,涉及面之广,令人咋舌。可惜生不逢时,纵有满腔豪情,也只能尽付东流。

郁郁而终的大明遗老

黄景昉

檗谷黄氏家庙内的“宫保宰相”匾额即为黄景昉而立

黄景昉,字太稚(又作太穉),号东崖,明代晋江东石檗谷村人。他生于明万历二十四年(1596年)。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赞他“好古能文,出于天赋”。景昉7岁时便写下《顾鸿雁麋鹿》一文,惊艳文坛,有“博赡陆离”之称。万历四十二年(1614年),景昉入泮学,受教于黄瑞台,结果翌年(1615年)便乡试中举。但接下来的会试之路却并不平坦,据景昉自述,“余曩滞公车十年”,他花了整整十年时间“备战会试”,尝尽艰辛坎坷滋味,这也让他变得更加坚韧。天启五年(1625年),景昉终登进士第,廷试二甲十八名。不久,经过朝考,景昉被选拔为庶吉士,得进翰林院这一古代“高阶文官的摇篮”。

和蒋德璟一样,黄景昉入朝之时也是面临魏忠贤擅政局面。景昉没有因阉党势大而趋炎附势,他秉持自己做人的原则,远离阉党奸佞。这事还得从吴裕中案说起。

天启五年(1625年)十二月,阉次矫诏称江西道御史吴裕中疏劾大学士丁绍轼忤旨,将其在午门前廷杖一百,致使吴裕中伤重毙命。这样无中生有的构陷实在是令人发指。那时,黄景昉恰好目击了吴裕中被杖的全过程,他的内心悲愤难抑。吴裕中死后,慑于阉党的残暴,他的家乡“无敢临其丧者”,更不用提朝廷官员了。唯独黄景昉毫不畏惧,“割俸金赙之”,即拿出自己的薪水前去吊唁吴裕中、慰问其家属。后来,明人张岱在《石匮书后集·卷13·黄景昉传》中称“人服其胆”。鉴于阉党杀人如麻,祭奠吴裕中后,黄景昉恐朝夕不保,遂上疏“请假归”。过三年,思宗(朱由检)继位,改元崇祯,尽扫阉逆,平反冤狱,黄景昉才得以返朝。后授编修,参修《熹宗实录》,后又编《六曹章奏》。崇祯三年(1630年),黄景昉受命典试湖广。他虽非言官,但目睹一路上赤地千里、疮痍满目的景象,心中慨叹。他将录选试卷中涉及当下朝政及社会状况的卷子,带入京师,借以表达个人见解。朝臣见了这些卷子,莫不感慨。但景昉此举,无异于扇首辅温体仁的耳光。温随即指使党羽、御史陈启新弹劾景昉。次年,景昉丧父,回家守制。过三年,还京复职。到了崇祯十一年(1638年),他升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,成为右春坊的大当家,在处理内务上更具话语权。

有一回,崇祯帝亲自主持御前讲席,问起用人之道时,黄景昉趁机进言:“刑部尚书郑三俊四朝元老,至清无俦,不当久系狱。”郑三俊为四朝重臣,是遭构陷而被革职下狱的。景昉对此事心知肚明,于是抓住时机为郑三俊求请。同时,他还向崇祯帝推荐成勇、朱天麟二人“廉能素著”,称他们不获考选是不公平的。大臣黄道周、项煜,余煌等也极力呼应,表示赞同景昉的说法。崇祯帝听后虽只回了一句:“三俊蒙徇,虽清何济?”但实际内心起了波澜。不久,郑三俊获释,成勇、朱天麟都得到了重用。景昉意识到圣上肯听劝,便更留心用好自己的面谏之权。崇祯四年(1631年),景昉升任詹事。次年值京察,因奉有“学行素优”之旨,复以原官兼掌翰林院。当时因庶吉士、太常等久已停选,他即请求恢复补选。

崇祯十五年(1642年),会推阁员,崇祯帝遂擢蒋德璟、黄景昉、吴甡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,三人同时入阁。次年,景昉加太子少保,改任户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。当时国内外形势已十分险恶,朝臣大多结党营私,景昉由是萌生退意。崇祯十六年,崇祯帝裁减南京操江御史的文员,专任武臣刘孔昭,同时副都御史惠世扬因久未到任而被革职,对这些景昉都上疏据理力争,从而招致崇祯帝的不满。为表清白,景昉选择致仕返乡。第二年,李自成率部入京,崇祯随即自杀,明王朝土崩瓦解。唐王朱聿键建立小王朝时,也曾想招景昉入阁,但景昉看出事无可为,还是选择离开,并从此杜门不出,惟以著述为事。清康熙元年(1662年),景昉病故,临终时口占二绝句:“国亡身合殉,家破弟先归。伤心陵北望,松柏未成围。”“嬉游皆假合,啼笑亦随缘。耿耿孤明处,佯狂二十年。”足见他还心念故国。

其实,在明清两朝交替过程中,泉州还有林欲楫、陈洪谧、刘鳞长等人在南明小朝廷当过大学士,同样是很优秀的人物。但由于当时南明政权名存实亡,更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处理政务了。故而,本文未将他们的故事收录。岁月如白驹过隙,大明王朝早已远逝如风。无论曾经多么惊心动魄、荡气回肠的人与事,也仅能在史册内留下泛黄的数行字迹罢了。但不管时间之河如何奔流冲刷,总有些痕迹是永不磨灭的,它依旧会在某些时刻带给我们可供追忆的往事,带来叠加时光之后的一些醒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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