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历三十四年至崇祯十五年，短短36年间，李廷机、史继偕、张瑞图、杨景辰、蒋德璟、黄景昉这6位泉州人先后入阁成为内阁辅臣，各自书写了一番风云史录
核心提示
明洪武十三年（1380年），胡惟庸案之后，多疑的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，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。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，明廷仿宋制设置华盖殿、武英殿、文渊阁、东阁大学士，之后又置文华殿大学士，当时这些大学士主要功能仅为“顾问”，这是内阁的雏形。从建文四年（1402年）开始，内阁成为皇帝咨政机构，此后权力逐渐膨胀，成为明朝行政中枢，甚至可以压制六部。内阁辅臣的人数为一人至七人不等，民间称这些内阁辅臣为“宰相”“阁相”。
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年）至崇祯十五年（1642年），短短36年间，泉州先后有6人（李廷机、史继偕、张瑞图、杨景辰、蒋德璟、黄景昉）入阁成为内阁辅臣。这六张独特面孔，各自书写一番风云史录。□记者 吴拏云 文/图
踽踽独行的清谨之人
对于大明王朝来说，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注定是纠结的一年。正是在这一年里，主持万历新政的改革家、内阁首辅张居正永远合上双眼。他的去世，让新政改革失去主力，朝中各大官宦派系趁机兴风作浪，党伐之争也一触即发。不过，历史的车轮终究还是滚滚前行了。后张居正的十年，虽然不如万历之初那般富有生机，但也造就了“申时行时代”。申时行，这位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殿试的状元，在万历十二年（1584年）担任内阁首辅之后，很懂神宗皇帝对于权力的渴求，处处敛身谨行。他为人不像张居正那样咄咄逼人，能合理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在他的“温和”管理下，明王朝实现了平稳发展。不仅如此，申时行还有一双慧眼，万历十一年（1583年）的秋闱正是他主持的，而这一年的会元便是来自泉州新门外（今鲤城区浮桥街道）的李廷机。不仅如此，这一年的进士之中，有四人最后入阁，他们分别是李廷机、叶向高、方从哲和朱国祚。
李廷机
泉州西街甘棠巷内曾有李廷机故居，该巷宣传栏讲述着李廷机的故事。
那一年秋闱时，申时行看了李廷机的文章后大为赞赏，红笔一圈，立马擢李廷机为会试第一名。当年的殿试题是由神宗出的长达500字的策论题目，不仅追问对于政治制度的见解与主张，而且拷问有关人性方面的知识（六戒、九弊、六事等），神宗还亲自面试一甲进士。李廷机虽文华出众，落笔滔滔，但奈何长相一般，远不及相貌堂堂的浙江人朱国祚，而且朱的书法字据说也更占优。最终朱国祚成了状元，而李廷机屈居榜眼。
没当上状元固然令人惋惜，但李廷机出身贫寒之家，父母早亡，他一个人年纪轻轻便撑起整个家庭，所以他骨子里始终涌动着一股坚韧之气。丢了状元不怕，机会是靠个人去争取的。在殿试之后，李廷机进入翰林院任编修，不久就因工作勤勉而被提拔为侍读中允，累迁洗马（东宫官属）兼修撰。这是一份每天陪东宫太子读书的闲职。要是一般老臣，可能也就隔三岔五来给太子上上课就算完事了。李廷机却不一样，他每天早上四更鼓刚响，就从长安门入宫筹备讲课，且风雨、寒暑无阻。对于教诲太子这一事的认真程度，可能整个明王朝也没有人能赶上他了。
李廷机的言行举止被神宗看在眼里、记在心底，之后神宗不断重用李廷机，先是晋升他为国子监祭酒，后来又擢升他为南京吏部右侍郎、署部事，结果李廷机“综理精密，事事修治”，得到了一致好评。神宗皇帝也是窃喜自己挖到一块“宝”了。
李廷机还是一个十分懂得感恩的人，对申时行当年擢定自己为乡试会元一事，惦念不忘。对申时行尤为尊重，称其为“座师”。平常一遇事就写信与申时行商量、沟通，他的谦逊也得到了申时行的嘉许。申时行当上内阁首辅后，对李廷机多有嘉赞之言，这对于李廷机仕途不无影响。在李廷机的《李文节集》中，收藏了多封他与申时行的书信，特别是万历十九年（1591年）申时行致仕归乡后，他俩的书信往来仍未中断，足见李廷机待人之诚、之真。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年），李廷机召为北京礼部右侍郎，但到万历三十一年（1603年）始受任，这时改任礼部左侍郎，视部事。他官风清廉，平日里“交游、馈饷一切辞却”，以身作则，又懂得开源节流，为朝廷省下大量钱帛。
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年），李廷机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入内阁。翌年，升为首辅。但是言官对他发起了汹汹弹劾，连李廷机与申时行的师徒之谊都被拿出来做文章，称他们“密相授受”，有党朋嫌疑，从而要问罪李廷机。一向不参与各路党派的李廷机，这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，遂以年老多病为由累疏乞休，并杜门数月不出。拖到万历四十年（1612年），神宗见实在无法挽留李廷机，才准许他加封太子太保致仕，并令人护送其归乡。在《李文节集》中有诉及此事，其中据《谢恩疏》一文描述，当时神宗给李廷机的谕旨称：“屡有旨留卿，如何不以国体为重，不俟君命，辄以己私急于一去。但以卿病因久候，已有旨了……”足见神宗对于李廷机之致仕，实是心中不舍的。而李廷机也对曰：“盖臣之急不得不急，臣不尽言，圣主不尽知也。自臣负乘致戎，怀璧贾罪，论臣者百余人，计二三百本，单本公本，专论带论，或一人而论十余本，或一本而论十余事，重论则以为当诛，轻论亦以为当爱，谓关邪正消长，谓关世道否泰，谓白马清流，祸在旦夕之顷，谓宗社安危，急在呼吸之间。犹幸四五年来，正人无恙，天下晏如……”李廷机以一种黑色幽默的口吻，阐述当世“言官”对自己的攻讦，而这背后的党争缠斗，则是不言而喻的。
对于李廷机来说，清者自清，不必多言。而黑暗浑浊的官场，同样不值得他留恋。所以，他挥挥衣袖，告老归乡。大明王朝也因此失去一盏可以照耀前路的明灯，未来更陷入一片迷茫与彷徨之中。
坚守为官底线的阁老
史继偕
明代，史继偕之父史朝宜在西街影剧院一带兴建有“大方伯府”。
与李廷机不同，史继偕（字世程，号联岳，谥文简）出生于泉州西街官宦世家，从小就锦衣玉食，并接受良好家庭教育。其父史朝宜官至湖广右布政，伯父史朝宾为鸿胪寺卿，叔父史朝富为永州守，都是名震一时的人物。明嘉靖年间，史朝宜在西街影剧院一带兴建有“大方伯府”，后改为史氏大宗祠，他便在这里教诲史继偕读经写字。可以说，史继偕的身上藏着泉州“老西街人”的影子。
明万历十三年（1585年），史继偕乡试中举；七年后的万历二十年（1592年），他以榜眼身份荣登鼎甲之列，与“前辈”李廷机一样，得授翰林编修。靠着过硬的文化功底，史继偕在两年后即被提为正史纂修官。但在翰林院时，他却遇到了一件大事，那就是“东宫之争”。按照大明皇家祖宗遗训，太子“立长不立幼”。朱常洛是明神宗的第一个儿子，朱常洵是小儿子，理应立朱常洛为太子。可是神宗偏偏喜欢二儿子，想立朱常洵为储君。可是这有违祖宗家法，朝中大臣如何愿意？为此，皇帝也犯难了。于是，装聋作哑、闭口不提立储君之事，想等以后视情况再定。这一忍就是十几年。其间，内阁辅臣、朝中重臣换着花样地上书要求早立太子，均被神宗压下。史继偕在翰林院时，也是一腔热血，想说皇帝你怎么能这样？于是带头与同僚们“请册立东宫”。结果如何？史书仅载“不报”二字，也就是说他们的奏疏根本没递呈给皇帝看，全是白费劲。
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年），史继偕充会试同考官，被朝廷派往两粤担任特使，《闽中理学渊源考·卷73·文简史联岳先生继偕》载：“诏使两粤，尽蠲军兴诸赋。”也就是他在广东、广西时，免除了受到军队作战波及的地区的赋税，减轻了地方百姓的生活压力。还朝后，史继偕马上被升为侍读，转中允。后来，又升南京祭酒，再擢升为南京吏部侍郎，“兼署户、礼、工三部”。他的仕途发展之路，与李廷机极为相似。在南京吏部侍郎任上，史继偕大刀阔斧地进行吏治改革。当时有官吏借着查点仓库物资之时，盗取国家财物。史继偕对此愤怒不已，遂上书请求改变“盘库”方式，使得官吏无法钻漏洞，防止国家资产的流失。当然，如此一来也动了某些人的“奶酪”，并招致怨恨。
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年），户部主事以“风闻指摘”史继偕，也就是仅凭传闻便告史继偕行为不端。史继偕一气之下，上疏乞致仕。神宗却降旨安慰挽留他。不过，此时正值朝廷推举新阁员之时，史继偕也在可能被举荐的名单之中。他意识到有些朝内派别对他虎视眈眈，随时可能会发难。细思之下，史继偕再度上疏乞归，在没有回复的情况，索性自行返乡。抵达泉州后，他又写奏疏请求皇帝“罢斥”自己，亦无音信。
家居一年后，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年），史继偕被朝廷重新起用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。起初他三辞不赴，后来才勉强到京就任，兼掌尚书事。时处万历末期，神宗深居禁中，官场废弛，整个政权中枢仅有内阁1人、尚书4人、侍郎4人、科臣7人、台臣在京者10人，令人哭笑不得。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年）七月，后金挥师逼近辽东。辽阳边关告急，战报如雪花般飞入京城，神宗却依旧托病不肯临朝。无奈之下，史继偕与朝中重臣一起跪请神宗视朝，召见廷臣议方略。但跪至晚上，也毫无效果。朝官沮丧之下，纷纷疏辞离朝，朝廷出现瘫痪局面。史继偕见事无可为，一再拜疏乞休，后自发南归。八月，当他行至浙江时接邸报，被擢为东阁大学士，成为阁员之一。但不久便传来了神宗驾崩的消息，入朝之事暂时搁置。
天启元年（1621年），史继偕入朝，后加封为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，正式入阁。天启三年（1623年），吏部右给事中阮大铖捕风捉影地上疏称：泉州有一钱会是史继偕的儿子在当“盟主”，应追查严办。史继偕据理力争，具疏陈辨，熹宗对其好言安慰。但这时阮大铖作为东林党骨干，“一唱群和”，刑科给事中解学龙、御史练国章等都纷纷上书攻击史继偕。心力交瘁的史继偕一看架势不对，接连上疏请求去职返乡。直到写了第18封，熹宗才不得不应允，准许他致仕。清代李清馥的《闽中理学渊源考·卷73·文简史联岳先生继偕》称：“（偕）为阮大铖所忌，从中挤之。引年疏十八上，乃得归。”从史继偕的多次进退，以及他既不肯依附东林党，也不肯投靠浙党、楚党等派别上不难看出，他是在坚守某种为官的底线。一旦有人要逼他破底线的话，他就不干了！也正是拥有这样的“自觉”，使得史继偕能在混乱的时局之下，保住了自己的清誉。
史继偕辞官返乡后，正遇东南沿海海患吃紧，倭寇余孽横行。为保卫家园，他四处察访泉州海防防御设施，主要参与修建两个海防设施，一个是鹧鸪口炮台，一个则是溜石铳台。天启七年（1627年），鹧鸪口炮台建成，史继偕为其作记；溜石铳台建于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，当时是史继偕与泉州知府议建的。建成后，史继偕同样为其作记。这两项举措帮助泉州巩固了海防，史继偕的爱乡之举也为后世所称颂。
百口莫辩的书法大家
张瑞图
惠安刘望海故居内的“古直”牌匾为张瑞图亲题
张瑞图，字无画，又字长公，号二水，别号果亭山人、白毫庵主等。他隆庆四年（1570年）出生于晋江二十七都霞行乡（今晋江青阳街道莲屿社区）的一户农家中。张瑞图从小就“倜傥负奇气”，一身艺术气质，这可能也是后来他在书画方面的成就，远超从政经历的缘故吧。父亲张志侹“俭朴食贫”，但为了家庭的未来，仍积极供张瑞图读私塾。张瑞图自小习儒，他的启蒙老师是林天咫。但张家贫，供不起夜读的灯油膏火钱，瑞图便每天夜晚到村边的白毫庵中，就着佛前的长明灯苦读。
据清乾隆版《泉州府志·卷54·明文苑》所载，张瑞图的读书方法与众不同，五经子史都采用手写熟读，即一面抄写练习书法，一面研读理解文义。为诸生时，每晚选择书经的一个题目，演绎成文。他文思敏捷，“弹指立就”。翌日，文章不胫而走，“喧传郡邑”，由此文声大噪。万历三十一年（1603年），张瑞图举于乡。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年），胪唱第三名进士及第（即为探花）。初授翰林院编修，这时的他被誉为“隆公辅之望，海内瞻之如岳渎，亲之如麟凤矣”，意即有人们认为他有天子之佐的才干，视他为学识才智出众之人。当时，与张瑞图同为翰林编修的还有该年榜眼施凤来。施凤来比张瑞图大7岁，他俩因同年登第、同堂为官，故而交情颇深，不过后来在“魏党逆案”中也成了“难兄难弟”，这是后话。数年后，瑞图历官少詹府少詹事。天启六年（1626年）迁礼部右侍郎，是年秋，与施凤来同以礼部尚书入阁，晋建极殿大学士，加少师。
张瑞图精于书画，特别是他的书法展现了强烈的个人风格，成为晚明创新主义书风的代表书家。《泉州府志》称张瑞图“蘸发泼墨，奇姿横生，尤精大书匾额”。泉州承天寺的“香积堂”，通淮关岳庙“充塞天地”，花桥亭“真人所居”，晋江青阳白毫庵“白毫庵”“崇德”，南安雪峰寺的“应身慈济”，同安禅露“妙莲庵”等匾额，均出自张瑞图手笔。瑞图的挥毫之道被誉为“金刚杵”笔法，著称于世。可惜，他不幸生活在阉党纵横的时代里，其意志也未能展现“金刚杵”般的刚毅与果决。
张瑞图进入内阁之时，正是魏忠贤阉党专擅朝政，势焰熏天之际。魏忠贤为排除异己，不惜残害忠良，杨涟、万燝、赵南星、高攀龙、陈于廷、左光斗、魏大中、韩爌等大臣先后遭其迫害。大批朝臣屈服于他的淫威之下，一些官员更是见风使舵，纷纷向魏忠贤献媚。督抚大官如阎鸣泰、刘韶、李精白、姚宗文等，争着称颂魏忠贤功德，为之建立祠堂。天启六年（1626年）六月，浙江巡抚潘汝祯为魏忠贤建祠于西湖，熹宗为祠亲题“普德”二字，施凤来撰写生祠碑文。而张瑞图因为书法超群，则被“请”去书碑。
天启七年（1627年）八月，熹宗驾崩，思宗（崇祯帝）即位。不久，魏忠贤“阉党”即遭清算。是年十一月，魏忠贤自缢于阜城县南关。同月，御史罗元宾疏纠凤来、瑞图等人。张瑞图遂告归。但事情并没完，十二月，朱由检发布政令，要内阁、六部、都察院的大臣“定阉党逆案”，对形形色色的“阉党”分子进行彻底清查，根据各人的罪状作出惩处结论。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正月，张瑞图两次求退，不允。最初，朝议定魏忠贤逆党，虽牵连当政阁臣，但张瑞图并未列入。然而，后来崇祯帝问起那些生祠中的碑铭匾联等事，在这方面施凤来、张瑞图二人牵扯较多，终于还是被划入“钦定逆案”名单之中。《明史》载：“其后定逆案，瑞图、宗道初不与，庄烈帝诘之，韩爌等封无实状。帝曰：‘瑞图为忠贤书碑，宗道称呈秀父在天之灵，非实状耶？’乃以瑞图、宗道与顾秉谦、冯铨等坐赎徒为民，而立极、凤来、景辰落职闲住。”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三月，张瑞图被罢职，隔年遣归。
张瑞图落职后隐居晋江故里，生活恬淡，优游田园林壑，忘情山水，经常在白毫庵中与僧人谈论禅理，甚至一度想要削发出家。其后留下大量书法及诗歌作品，更著有《白毫庵内篇》《白毫庵外篇》等。就才能和个性而言，张瑞图更适合的身份是一位杰出的书画家，但他却“误入”官场，哪怕一度身居显位，也改变不了沦为历史“弃子”的命运。
误入政治漩涡的“局外人”
杨景辰
晋江新塘街道后洋社区有一座芙蓉杨氏大宗祠，祠内有众多与杨景辰相关的匾额。
杨景辰的遭遇与张瑞图有点类似，都牵涉崇祯初清算阉党的“钦定逆案”，不过杨景辰被定的罪更轻些。
杨景辰，字载甫，号侗孩，明代晋江二十六都芙蓉乡(今晋江市新塘街道后洋社区)人。他生于明万历八年（1580年），家境贫寒，但为人勤奋好学，学识出众。据说，杨景辰还是生员时，便在乡中立蒙馆教授村童，以所得俸薪补贴家用，也是一位吃苦耐劳的有志青年。
万历四十年（1612年），景辰中举。越年，赴京会试，以会试第二名，廷试二甲第十七名联捷成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。在翰林院内，他静下心来修文研经，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称其“苦学不异诸生时，汲冢、禹穴、逸经、外史无不窥；金简、玉函、百家、众技无不研；朝彝、国计、边务、刑名无不谙”，他触类旁通，博通古今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
景辰个性淡泊，不爱与官员们扎堆交际，为人处世又十分稳重大气，故而“岿然负公辅器”。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年），景辰丁母忧回籍守制，服满复职。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迁左春坊谕德，为当年春闱典试官，“拔多名士”。后升为詹事府少詹事，兼任翰林院侍读学士。天启六年（1626年），杨景辰升礼部侍郎，仍兼掌詹事府院务，由于他形象威严、方正，朝廷令他教习庶吉士，同时受命为《三朝要典》副总裁。他面对这些年轻有才华、前途无量的庶吉士们，不敢有丝毫怠慢，“日程月课，谆谆以考”，还经常陪他们修习典故，“为经世实用”。不多久，景辰被调任吏部侍郎。虽然那时，朝中阉党时常吹嘘魏忠贤“功德”，欲拉拢、收买景辰。但景辰为官清廉正直，总是当面怼他们，故而这帮宵小“筐篚罔敢进者”，用来贿赂的“礼物”都不敢递到他面前。
天启七年，熹宗薨。思宗即位后，当年十月即以果断措施着手铲除魏忠贤阉党，晋升杨景辰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。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四月，又升为太子太保、文渊阁大学士，与来宗道同时入阁。
景辰在入阁辅政的几个月间，屡欠恳切陈情，针对国策、时弊积极提出兴革建议，如“叙川功则汰冒滥，录忠党则起废锢，请内帑则勒二疏”，当时福建灾荒，为此他还提出应“惠全闽则停加派”等，最后达到“养天下以和平之福”的目的。《泉州府志》认为他的这些建议皆“正直长厚”。崇祯帝曾向景辰展示谏官所上《营伍虚冒》一疏。景辰阅毕如实上奏说，现在天下兵饷空虚，如京营十余万领饷，“有兵操练，防守无兵，积弊已久”，纵然一时整顿不来，也该责成提督及巡视衙门进行清查，不能老让这种现象存在下去。而边关的冒领军饷，则多是因为“将领贪贿，以致三军枵腹，今后将官有不称者，宜现成督抚大臣据法参究”。不仅如此，景辰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“边事之害，皆由无事偷安，有事仓皇”。崇祯帝听后动容，联想起这一年爆发的全国性大灾荒，以及陕西发生的大规模农民起义，不禁叹曰：“卿言极是，今日之患正是有事而仓皇。”
景辰在翰林院教习庶吉士时，曾为《三朝要典》副总裁，千不该、万不该，他在这部要典中曾随大流，三次疏颂忠贤。这虽是无奈之举，但后来在“钦定逆案”中，言官、御史抓住这点，交相劾之。定案时，景辰这位“局外人”俨然也在名单中。
当时崇祯钦定的逆党罪犯共262人，按罪行轻重，分为六等，其中第五、六两等的处罚最轻，张瑞图属于第五等，而杨景辰属于第六等。最终，杨景辰因逆案而“落职闲住”。景辰罢职返乡后，始终放不下这份委曲，最后忧思成疾，于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病逝，享年五十。身后留下著作《杨大学士文集》。
今在景辰故乡有座芙蓉杨氏大宗祠，祠内寝殿两侧墙壁上嵌有一对青石字匾，上刻遒劲行书楹联——“继祖宗一脉真传，曰清曰白；教子孙两行正路，惟读惟耕”。此联是清代书法家庄俊元的真迹，亦是庄俊元对杨景辰清白为官的一种肯定。
壮志难伸的博识辅臣
蒋德璟
蒋德璟出生在福全古城
蒋德璟，字中葆，号八公，是明代晋江福全村人。自古以来，福全一地建有城池，为泉州东南方的关钥之所。城内早年俱为驻军后裔，蒋氏亦是其中一支。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，蒋德璟诞生于这座巍巍古城。其父蒋光彦进士出身，曾官至江西副使、广东布政司参议之职，因忤当权者，致仕返乡。蒋德璟从小接受书香教育，父亲耿直的言行更是无时无刻不熏陶着他。这对其日后成长为一代著名政治家，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。
明天启二年(1622年)，壬戌科放榜之时，德璟不负众望，跻身二甲进士之列，同榜的还有林胤昌、黄道周等闽之名士。金榜题名后，德璟“选庶常，授编修”。庶常，亦即庶吉士，一般都是挑选进士中才学渊深且较有潜质者来担任。从蒋德璟的履历不难看出，刚中进士时的他已是颇具才干，并引起了朝廷的关注，故方能入选庶常。然而，当时朝政为魏忠贤阉党所把控，正直的蒋德璟如何能忍受这帮阉党为非作歹，更不会与他们同流合污。不久，蒋德璟就因忤逆魏忠贤被罢。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载：“当馆试时，魏阉薰灼，不入其樊，诸珰几欲中以危法，与文震孟俱罢。”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，明思宗朱由检临朝之后，蒋德璟得到了翻身的机会。崇祯十一年（1638年），蒋德璟起原官（编修），迁侍读，移少詹事。
少詹事是掌管东宫内外庶务的职务，蒋德璟在这个职位上凭借其精明干练、达于时务的办事风格，崭露头角。崇祯初年，大明王朝就已经陷入内忧外患的局面，德璟对于腐朽黑暗的官场吏治深恶痛绝，对于朝政更是“实心匡救”。《闽中理学渊源考》载曰：“（德璟）崇祯中历官少詹事。召对，陈‘练兵练将法’甚备。又上‘救荒事宜’。”只要是事关国家大计，不管是练兵、练将，或是救荒，德璟都不愿置身事外，频繁为朝廷献计献策。崇祯帝也颇为器重蒋德璟，不久便将他擢为礼部右侍郎，给予他更多展示才华的空间。明朝末年，政治腐败，统治者为了苟延残喘，以各种名目把连年征战的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。蒋德璟体恤民艰，为拯救百姓，他多次慷慨陈词，陈明利害关系，要求制止霸占民田的行为，减轻赋税，鼓励垦荒，巩固统治，防止天变。他的建言虽然大多得到崇祯帝的赞同，但在当时政局混乱、国库虚空的情况下，迟迟未得到执行。
崇祯十五年（1642年）六月，朝廷推选阁臣。崇祯帝在亲自与蒋德璟对话之后，对他颇为满意。首辅周延儒也推荐德璟，认为他学识“渊博，可备顾问，文体华赡，宜用之代言”。崇祯帝遂同时擢升蒋德璟、黄景昉、吴甡为礼部尚书，兼东阁大学士。蒋德璟由是成为阁臣。德璟入阁之后，恰逢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第三次进攻开封。鉴于前两次强攻开封皆吃败仗，这回李自成采用的是围城战略，试图逼迫开封城不战而降。福全蒋氏家族素享武功威名，蒋德璟从小耳濡目染，对于军事自也有其一番见识。闻知开封被围后，他立即主动请缨，要“驰往督战”，可惜却被崇祯帝婉拒。数月后，开封被李自成攻陷。蒋德璟忧心边关，第二年向崇祯帝进呈《兵备册》，“上深嘉之”。这还不算完，他接连再进《蓟密山永》《蓟永三卫考》《守边乞赏各部落》，以及《守边赏彝考》《大宁三卫考》等近40个奏本。遗憾的是，那时明王朝早已病入膏肓，无力挽回残局，蒋德璟这些奏本最终被束之高阁。
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正月，李自成进占西安，建立大顺政权；二月，清兵也已然入关。蒋德璟虽深知明室大势已去，但作为阁相他忠心赤胆，复力陈“练饷殃民”之弊。结果引得崇祯帝震怒，斥责于他。据《闽中理学渊源考》载，第二天，“德璟具疏引罪”，并于“三月二日去位”。不久，大顺军攻破京师，蒋德璟无奈之下南逃返乡。
崇祯帝在煤山上吊自杀后，福王朱由崧由马士英等拥戴监国于南京，召蒋德璟入阁。蒋德璟却依旧愧疚于之前不能挽救国运，自陈三罪，固辞不受。翌年（1645年）六月，唐王朱聿键被拥立于福州，称隆武帝。蒋德璟与何吾驺、黄景昉均受召起用。此时的蒋德璟，对恢复明室仍抱有一丝幻想，这也表明他对明王朝确实忠心耿耿。南明隆武二年（1646年），蒋德璟由于足疾严重，只得恳求罢离，隆武帝许之。
德璟回到泉州后，病情不断恶化。是年九月，唐王朱聿键兵败遇害，对蒋德璟更是巨大的打击。清乾隆《泉州府志·蒋德璟》曰：“九月，唐王败，德璟涕泣不食，卒于家。”蒋德璟给后世留下了诸多论著，有《敬日堂集》10卷、《视草》10卷、《奏疏》10卷、《中兴一统镜》1卷、《榕坛十八答》1卷、《经珠》1卷及《悫书》《诗文集》等。其著述之多，涉及面之广，令人咋舌。可惜生不逢时，纵有满腔豪情，也只能尽付东流。
郁郁而终的大明遗老
黄景昉
檗谷黄氏家庙内的“宫保宰相”匾额即为黄景昉而立
黄景昉，字太稚（又作太穉），号东崖，明代晋江东石檗谷村人。他生于明万历二十四年(1596年)。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赞他“好古能文，出于天赋”。景昉7岁时便写下《顾鸿雁麋鹿》一文，惊艳文坛，有“博赡陆离”之称。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年），景昉入泮学，受教于黄瑞台，结果翌年（1615年）便乡试中举。但接下来的会试之路却并不平坦，据景昉自述，“余曩滞公车十年”，他花了整整十年时间“备战会试”，尝尽艰辛坎坷滋味，这也让他变得更加坚韧。天启五年(1625年)，景昉终登进士第，廷试二甲十八名。不久，经过朝考，景昉被选拔为庶吉士，得进翰林院这一古代“高阶文官的摇篮”。
和蒋德璟一样，黄景昉入朝之时也是面临魏忠贤擅政局面。景昉没有因阉党势大而趋炎附势，他秉持自己做人的原则，远离阉党奸佞。这事还得从吴裕中案说起。
天启五年(1625年)十二月，阉次矫诏称江西道御史吴裕中疏劾大学士丁绍轼忤旨，将其在午门前廷杖一百，致使吴裕中伤重毙命。这样无中生有的构陷实在是令人发指。那时，黄景昉恰好目击了吴裕中被杖的全过程，他的内心悲愤难抑。吴裕中死后，慑于阉党的残暴，他的家乡“无敢临其丧者”，更不用提朝廷官员了。唯独黄景昉毫不畏惧，“割俸金赙之”，即拿出自己的薪水前去吊唁吴裕中、慰问其家属。后来，明人张岱在《石匮书后集·卷13·黄景昉传》中称“人服其胆”。鉴于阉党杀人如麻，祭奠吴裕中后，黄景昉恐朝夕不保，遂上疏“请假归”。过三年，思宗（朱由检）继位，改元崇祯，尽扫阉逆，平反冤狱，黄景昉才得以返朝。后授编修，参修《熹宗实录》，后又编《六曹章奏》。崇祯三年（1630年），黄景昉受命典试湖广。他虽非言官，但目睹一路上赤地千里、疮痍满目的景象，心中慨叹。他将录选试卷中涉及当下朝政及社会状况的卷子，带入京师，借以表达个人见解。朝臣见了这些卷子，莫不感慨。但景昉此举，无异于扇首辅温体仁的耳光。温随即指使党羽、御史陈启新弹劾景昉。次年，景昉丧父，回家守制。过三年，还京复职。到了崇祯十一年（1638年），他升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，成为右春坊的大当家，在处理内务上更具话语权。
有一回，崇祯帝亲自主持御前讲席，问起用人之道时，黄景昉趁机进言：“刑部尚书郑三俊四朝元老，至清无俦，不当久系狱。”郑三俊为四朝重臣，是遭构陷而被革职下狱的。景昉对此事心知肚明，于是抓住时机为郑三俊求请。同时，他还向崇祯帝推荐成勇、朱天麟二人“廉能素著”，称他们不获考选是不公平的。大臣黄道周、项煜，余煌等也极力呼应，表示赞同景昉的说法。崇祯帝听后虽只回了一句：“三俊蒙徇，虽清何济？”但实际内心起了波澜。不久，郑三俊获释，成勇、朱天麟都得到了重用。景昉意识到圣上肯听劝，便更留心用好自己的面谏之权。崇祯四年（1631年），景昉升任詹事。次年值京察，因奉有“学行素优”之旨，复以原官兼掌翰林院。当时因庶吉士、太常等久已停选，他即请求恢复补选。
崇祯十五年（1642年），会推阁员，崇祯帝遂擢蒋德璟、黄景昉、吴甡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三人同时入阁。次年，景昉加太子少保，改任户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。当时国内外形势已十分险恶，朝臣大多结党营私，景昉由是萌生退意。崇祯十六年，崇祯帝裁减南京操江御史的文员，专任武臣刘孔昭，同时副都御史惠世扬因久未到任而被革职，对这些景昉都上疏据理力争，从而招致崇祯帝的不满。为表清白，景昉选择致仕返乡。第二年，李自成率部入京，崇祯随即自杀，明王朝土崩瓦解。唐王朱聿键建立小王朝时，也曾想招景昉入阁，但景昉看出事无可为，还是选择离开，并从此杜门不出，惟以著述为事。清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，景昉病故，临终时口占二绝句：“国亡身合殉，家破弟先归。伤心陵北望，松柏未成围。”“嬉游皆假合，啼笑亦随缘。耿耿孤明处，佯狂二十年。”足见他还心念故国。
其实，在明清两朝交替过程中，泉州还有林欲楫、陈洪谧、刘鳞长等人在南明小朝廷当过大学士，同样是很优秀的人物。但由于当时南明政权名存实亡，更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处理政务了。故而，本文未将他们的故事收录。岁月如白驹过隙，大明王朝早已远逝如风。无论曾经多么惊心动魄、荡气回肠的人与事，也仅能在史册内留下泛黄的数行字迹罢了。但不管时间之河如何奔流冲刷，总有些痕迹是永不磨灭的，它依旧会在某些时刻带给我们可供追忆的往事，带来叠加时光之后的一些醒示。
